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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贝博登录:杀害王亚樵的军统特务伪装身份潜伏在上海情妇为嫁人将其暴露

2022-05-07 17:05:58

来源:贝博安卓 作者:贝博代理

  军统特务头子沈醉在1960年被特赦后,担任中国政协文史专员,笔耕不辍,写了很多揭露高层不为人知秘密的文章。

  提及王亚樵时,沈醉点评说:“世人都怕魔鬼,但魔鬼怕王亚樵。蒋介石一提这个人,假牙就发酸;戴笠若是听说这个人又露面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检查门窗是否关好;而汪精卫的肋巴骨硬是被王亚樵这三个字活活敲断的;连上海滩超级恶霸黄金荣、杜月笙一类流氓泰斗遇上王亚樵,也得赶紧绕道走。”

  在风起云涌的民国上海滩,涌现出不少职业政治杀手,要说最有影响力,最有个性的当属有“民国第一杀手”之称的王亚樵。

  在周星驰电影《功夫》中,一群穿着黑西服,打着领带,皮鞋擦得铮亮,人均手拿两把斧头的斧头帮,被很多人当作王亚樵的斧头帮。

  其实,王亚樵的斧头帮一直是坊间的说法,它的真正身份是一个叫“安徽劳工上海同乡会”的劳工组织。

  当时很多安徽人到上海打工,没有任何组织能够维护劳工的权益,于是他们自发成立劳工组织与资本家对抗。

  王亚樵是一个狠人,肯为劳工出头,不怕黑恶势力,当时有一个资本家恶意拖欠劳工薪资不给,王亚樵得知后,就带着兄弟一人一把斧头去要账。

  这阵势完全不输青帮,资本家见了这场面,赶紧掏钱了事,王亚樵因此一战成名,他和他的劳工兄弟们也被人称为斧头帮。

  因为王亚樵肯为底层劳工办事,获得了最广大劳工们的爱戴,一旦有了什么事就会找王亚樵。

  因为利益的关系,王亚樵与青帮也时常发生矛盾,王亚樵还曾派人将青帮头子张啸林家的后墙炸了一个大窟窿,以示警告,当时杜月笙一看王亚樵来者不善,一再约束手下,不要跟他们冲突,遇事要忍让。

  如果王亚樵专门跟青帮这类的帮会组织对着干,也不失为英雄本色,但是王亚樵是有着远大抱负的,在刚开始的时候他的政治诉求是救国,等到九一八事变后,他认为要抗日才能救国,然而当他看到以蒋介石为首的集团消极抗日,因此又把反蒋作为诉求。

  为了实现他的政治诉求,他曾先后组织参与暗杀过安徽建设厅长张秋白、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主席蒋介石、关东军司令官白川大将、副主席汪精卫等人。

  正因为王亚樵的一系列刺杀,让沈醉有了这样的评价:“世人都怕魔鬼,但魔鬼怕王亚樵。”

  其实,在北伐时,蒋介石率军北上,而王亚樵在安徽发动革命工作,为北伐出了不少力。

  1927年,蒋介石在北伐成功后还打算重用王亚樵,但是王亚樵在全国工人代表出席庆祝国民政府成立大会时,提出很多让蒋介石不满的建议,从此两个人分道扬镳。

  1931年,王亚樵受胡汉民家属的委托,策划了庐山刺蒋事件,使得蒋介石大为恼火

  坊间传闻,为了除掉王亚樵,蒋介石在被刺杀后,开出100万大洋的悬赏奖金,可能是蒋介石一生开出金额最大的悬赏令,即使是王亚樵的兄弟郑抱线万大洋。

  根据一些资料显示,当时蒋介石对红军的高级将领的悬赏也不过十多万大洋,可见蒋介石对王亚樵等人的恐惧程度。

  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按照惯例,在会议最后,参会代表要集体照相,这时在记者群体中突然有一个记者拿出手枪就打向主席台,汪精卫中枪倒下。

  此事发生后,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认为凶手是蒋介石,为了自证清白,蒋介石让当时“中华复兴社特务处”头子戴笠务必查清此案。

  这个特务处实际上就是军统的前身,只不过不同时期的称谓不一样,是蒋介石用来加强内独裁的重要工具。

  很快戴笠就查清,伪装成刺客开枪的记者叫孙凤鸣,其目标不但有汪精卫,还有蒋介石,因为那天蒋介石见会场混乱,不想照相,才躲过一劫。

  得知事情的原委,蒋介石庆幸自己躲过一劫的同时也暗自咬牙发怒,要戴笠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抓捕到王亚樵。

  戴笠与王亚樵多次交锋后,1936年10月20日晚,王亚樵在广西梧州遇害,特务在杀害了王亚樵后,按照事先策划的方案乘坐汽船逃离了梧州。

  王亚樵被害后,梧州市警察局接到报案,立即前往现场查看,因为王亚樵的面容被毁,警方一时无法确认身份,但是通过一夜的调查,怀疑死者为王亚樵,于是连夜找来熟识王亚樵的人前往辨认,与王亚樵有手足之谊的郑抱真赶到现场,确认死者就是王亚樵。

  郑抱真主持操办了王亚樵的丧事,将王亚樵葬于梧州倪庄,消息传出,让各界人士都感到震惊。

  多少年后周恩来提到王亚樵遇难时,十分惋惜地对身旁的人说:“若是我们早点把王亚樵先生接来延安,该能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做出多么大的贡献啊!”

  其实,王亚樵差一点就去了延安,在他被害前,鉴于当时国内形势的复杂性,以王亚樵为首的小团体已无实力与蒋介石为首的反动势力做斗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听从郑抱真的建议,决定投奔中共。

  在王亚樵被害前大约一个多月,他就已经指派部属余亚农、张献廷前往延安联络投奔之事,延安方面也表示同意接纳王亚樵。

  王亚樵之所以能够接受这样一个建议,是可以理解的,他追求的政治理念诸如“反蒋、抗日、救国”与的很多理念不谋而合,对于抗日的力量,一向的态度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王亚樵的抗日态度一向是明朗的,淞沪抗战后,王亚樵曾组织淞沪义勇军协助十九路军抵御日本军队。

  淞沪抗战结束后,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为了显示军威,于1932年4月29日在上海虹口公园进行阅兵仪式。

  在如此挑衅之下,王亚樵派遣朝鲜爱国者尹奉吉对白川义则进行刺杀活动,5月26日伤重不治而死。

  然而就在王亚樵要投奔中共的关键节点,却被特务暗杀,关于王亚樵是如何被害,凶手是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结论。

  郑抱真返回安徽,在寿县组织抗日自卫军时出任支队长,后率部参加新四军,解放后,郑抱真先后出任合肥市市长。

  除了郑抱真外,其他部下在建国后也都身居要职,余亚农被任命为安徽省副省长,华克之当了国务院内务部副部长,而余立奎于1948年出狱,后来成为安徽省政协常委。

  经过多方查询,王亚樵的老友许习庸亲耳听军统中有一名叫陈亦川的特务说过自己谋刺王亚樵的经过,因此得知特务杀手为陈亦川,按照蒋介石悬赏100万大洋的金额来看,这个特务应该立即大富大贵,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却如人间蒸发一样,没有了消息。

  郑抱真等人多次委托相关部门在镇反的时候,看看有无陈亦川此人,各地公安局在镇反时候也很注意这个细节,却依然没有消息。

  上海解放后,华东公安部在缴获的敌人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潜伏特务的名单,在名单中发现陈亦川的名字在列,于是向上海市公安局下达了缉捕令。

  上海市公安局立即专门派人前往陈亦川的老家安徽省霍邱县了解陈亦川的情况,但是,却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抓捕陈亦川的行动只好结束了。

  1950年3月,上海市公安局在反特斗争中取得重大突破,军统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刘葆珊在上海落网,由此牵出一大批潜伏在上海的特务。

  上海公安随即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对反革命分子的集中缉捕行动,数百名反革命分子全部落入法网,在对被捕人员的审讯中,负责审讯的同志还特别留意是否有陈亦川的下落,依然没有得到消息。

  由于一次性抓捕的反革命分子太多,公安人员人手不够,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让反革命分子自己交待,根据自己的历史写一份《个人自传》,本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让他们自己坦白。

  在过了一个星期后,公安局一位叫马新民的侦查员在审查一个名叫姜深义的军统特务的《个人自传》时,发现其中写到了“陈亦川”三个字,马新民知道终于找到陈亦川的蛛丝马迹了,顺着这个线索下去,一定能够找到陈亦川。

  马新民经过提审蒋深义得知他是在1940年参加军统的,当时要参加军统,都需要进行一定的资格审查,还要有两个军统上尉以上军衔的特务当担保人。

  因为姜深义和陈亦川是同乡,其父辈好像还是结拜兄弟,因此陈亦川就是姜深义两个担保人之一。

  马新民当即询问姜深义是否有陈亦川的下落,他却表示不清楚,因为他们在军统内也不是一个部门,平时也基本不见面,而且陈亦川比他大了几岁,再加上父辈的关系,见面都以长官或者长辈的身份进行简短的对话。

  姜深义为了获得宽大处理,因此说了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他说:“我听说陈亦川跟保密局的一个女报务员关系非常好,两人在南京借了房子同居过的。”

  姜深义继续说道:“我是去年3月下旬听说的,这件事在保密局里知道的人不少,因为据说毛人凤曾经对此发过火,说陈亦川那样做会惹出事情来的。但因为陈亦川资格老,又在谋杀王亚樵那件事上立过大功,很受戴笠称赞,连蒋介石都知道,所以拿他也没有办法,总不见得为了这么一点事情送军法处吧。”

  姜深义回答说:“申少珍,29岁,原是南京邮电局的职员,后来抗战胜利‘还都’后,不知怎么经人介绍就进了军统局,在电讯处当报务员。”

  姜深义就摇头说:“这我不清楚了。不过我估计像这种人是不大可能去台湾的……当时我们内部都在说,凡是留在大陆上的都是当替死鬼的,都是被上峰认为‘无能’、‘抬杠’的人,上峰看不中的人,申少珍已经被毛人凤点过名了,当然不可能让她去台湾的。”

  马新民得到姜深义交待的情况后,立即向上级汇报,局领导经过研究,决定派马新民带两名侦察员到南京去找寻申少珍的情况。

  能否找到申少珍成为能否查到陈亦川的关键,因此,马新民等三人是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于1950年4月5日赶到南京。

  马新民在出发前已经跟南京市公安局打了招呼,然后直接去查原保密局留下的档案,档案中还真有申少珍这个人,看来姜深义没有说谎。

  申少珍是保密局电讯处的一名报务员,并且在1949年1月晋升为少尉军衔,但是线索也就到这里了。

  按照马新民得到的线索,连陈亦川都没有去得了台湾,这申少珍更不可能去台湾了,而留在各地的特务如果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向公安局登记,就要进行抓捕了。

  马新民等人立即到南京市邮电局的保卫部门,在对方的协助下,他们找到了五位申少珍原先的同事,并开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马新民将要寻找申少珍的事情说明后,大家纷纷都说没有申少珍的消息,只有一位女同志说,不久前曾在一个戏班子里见过申少珍。

  根据这个线索,马新民立即赶到南京市文化管理部门,当时的戏班子搭台唱戏,都是要到文化管理部门登记的,经过一番寻找,果然在一个名叫“吴家班”的绍兴戏班子的花名册上找到了申少珍的名字。

  这个事情就麻烦了,秦淮河夫子庙是南京最热闹的地方,晚上的时候人更多,以他们三个人的力量想要在异地抓捕申少珍很困难,这时南京市公安局以申少珍“在敌伪机关任职的人员”没有按期登记,开出了拘留证,由南京警方派两个人和马新民三个人一块去。

  等到他们拿到居留证赶到夫子庙的时候,吴家班的戏已经开场了,在场围观的人是人山人海,公安担心动静搞得太大,反而不利,于是决定等演出结束后再下手。

  但是不知怎么的,这一等却被申少珍察觉到了,她利用去后台化妆的机会干脆来一个脚底抹油,跑了。

  因为当时各地人手紧张,又完全没有申少珍的线索,于是马新民等人就返回上海接手其他的案子,抓捕申少珍的工作就交给南京公安,并嘱咐他们,抓到申少珍后一定要通知上海方面。

  在马新民返回上海不久,南京警方就在江宁县发现了申少珍,说起来,抓捕的过程还挺玄幻的,当时有一个资本家想要续弦,见到申少珍有几分姿色,又会唱戏,就要把她娶家来,虽然是续弦,但是排场还挺大的,在当地轰动一时,正好被南京警方给注意到了,直接将其逮回南京,关进了看守所,并通知了上海方面。

  马新民得到消息后,第二次赴南京,当面向申少珍了解陈亦川的情况,他知道申少珍在军统混过,肯定不好对付,因此在出发前就带去了对姜深义的讯问笔录和另外几份关于申少珍跟陈亦川关系的材料。

  果然,申少珍听到马新民向她询问陈亦川的事情,她立马摇头,连称“我不知道”,并且说道陈亦川这个人倒是听说过的,但是由于不是一个处的,她根本没有跟其接触过。

  马新民出示了带去的证据,这一下弄得申少珍目瞪口呆,然后就使出了女人特有的一招:哭。

  马新民告诉她哭也没有用,你现在的事并不是很严重,如果提供的价值有作用,还能放她出去,这样她还能继续她嫁入豪宅的美梦。

  但是如果她执意不肯交待,那问题就大了,别说可能出不去了,就是出去了,人家知道你和陈亦川那点破事,还能娶你吗?

  申少珍是聪明人,听了其中的厉害关系后,当时表示招供,她说自己跟陈亦川保持了三年多的情人关系,两个人在南京借了房子同居过一年多,一度还常去上海陈亦川借用的房子度假,只不过解放后两个人就没了联系。

  当马新民询问她陈亦川现在在哪里时,她表示不清楚,但是她可以肯定陈亦川不在南京,如果没去台湾的话,很可能就在上海。

  马新民又了解了一些情况后,就把对申少珍的调查情况写了一份报告,交给了上海市公安局的领导,局里对这件事很重视,在1950年5月5日,向上海各公安分局下达的《敌情通报》中,明确点出了陈亦川的名字和罪行,要求各分局“密切注意该犯线索”。

  决定对潜伏在上海的陈亦川进行拉网式搜索,各分局在接到《敌情通报》后,确实将市局的要求落实到了具体工作之中了,但是一段时间过后并没有发现陈亦川的踪迹。

  他们一度怀疑,是不是申少珍说了假话,亦或者陈亦川已经逃到台湾去了,不然一个潜伏在上海的军统人员,在军统上海站都被一网打尽的情况下,竟然没有任何线索。

  上海公安之所以布下天罗地网都没有陈亦川的线索,不是这个陈亦川潜伏得深,而是他早已被公安机关拘捕了,关在看守所里,只不过没有发现他的身份。

  原来陈亦川也是一个挺倒霉的人,陈亦川在暗杀王亚樵行动中算是立下大功,本来以为会得到蒋介石的天价悬赏,却只受到了戴笠的嘉奖。

  即使如此,以他在军统的资历和贡献,混个少将特务当当也是可以的,只不过戴笠用人喜欢用自己的老乡,陈亦川虽然有贡献,却没有根基,直到戴笠挂了,他也只混上个中校。

  当时他也佛系了,不愿意为军统卖命了,所以才跟申少珍搞起了不正当男女关系。

  谁知道因为这点事,毛人凤在上海解放前就没让他离开大陆,让他潜伏在上海,其实就是把他给抛弃了。

  陈亦川知道自己手上有血债,于是就化名为徐庆楚,躲在上海榆林区的住所里,以为这样就可以蒙混过关,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然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因为他行踪诡秘,他的邻居看他不像是个好人,就给榆林分局写了一封检举信。

  榆林公安人员立即前去找他,要他讲清楚自己的历史,他就说自己叫徐庆楚,作为一名资深特工,对付公安人员自然有一套办法,那就是编造了一份履历。

  因为那个时候资格审查是很严的,你在履历中写自己在某某地某某单位做过什么,公安立刻会想某某地某某单位去函询问,如果对方回答“确有此人”,这才算过关,如果对方回答“查无此人”,那麻烦就大了。

  陈亦川编的履历虽然像模像样,但是却经不起推敲,上海公安局发函后,对方的回复都是“查无此人”,这就说明徐庆楚有问题,因此就把他关了起来。

  但是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再加上公安局人手紧张,对他也就放到一边了,谁也没有想到大名鼎鼎的特务杀手陈亦川就在看守所里。

  如果不是从他的情妇那里得到消息,他就在上海,如果不是上海对他发布了地毯式的搜捕,很可能还发现不了他。

  但是在看守所里伪装起来的陈亦川很快就暴露了,有一次陈亦川在放风的时候,被一个刚刚落网几天的特务分子认出,这名特务早就知道上海公安在搜捕陈亦川,为了立功,立刻向看守所方面报告。

  就这样,陈亦川很快被钉上脚镣,移押上海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这里关押的可都是重要的反革命分子了。

  陈亦川在上海被捕的消息立即传开,王亚樵的长子王继哲找到郑抱真,要求清算陈亦川杀害其父王亚樵的罪行。

  当时郑抱真担任皖北行署副主任,对此十分重视,当即给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写了一封亲笔信,请求对陈亦川所犯罪行予以查明法办。

  到了这一步,陈亦川知道自己难以蒙混过关,只好老实交待了其谋杀王亚樵的经过。

  在1935年10月,王亚樵策划孙凤鸣刺杀汪精卫案发后,蒋介石大发雷霆,要戴笠无论如何也要抓捕到王亚樵,并且放下狠话“捉不到活的也要打死”“否则再不要来见我”。

  但是戴笠根本不是王亚樵的对手,在得知王亚樵等人在香港的情况下,戴笠于1936年1月亲自带队前往香港抓捕王亚樵。

  结果戴笠刚刚抵达香港,就被香港警察发难,在皮箱中搜出,于是将其关押,直到蒋介石出面向香港施压,才把戴笠放出来。

  戴笠出师不利,这时手下特务陈亦川主动请缨,自愿打进王亚樵内部,伺机抓捕或者杀害王亚樵。

  原来陈亦川是安徽人,王亚樵和他的弟兄们大多都是安徽人,因为王亚樵起家的本钱就是安徽劳工上海同乡会,这是“地缘”关系。

  陈亦川和王亚樵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的余亚农有过一面之缘,于是就以同乡的名义接近余亚农,然后大谈反蒋救国的言论,获得余亚农的信任。

  不久之后,陈亦川就请余亚农带为引荐王亚樵,想要拜王亚樵为师傅,但是余亚农认为陈亦川还需要考察,只允许他参加外围的工作,核心的圈子他渗透不进去。

  1936年2月,王亚樵带着郑抱真、余亚农等人潜逃到广西梧州,投靠反蒋的李济深及新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

  王亚樵多次向李宗仁、白崇禧建议兴兵讨蒋,却都被拒绝,他因此认为李宗仁、白崇禧靠不住,想要实现反蒋、抗日、救国只有刚刚到达延安的能办到,因此安排余亚农、张献廷等人持其亲笔书信前往延安与中共接洽。

  戴笠再到香港去捉王亚樵时,却发现王亚樵已经逃走,于是询问陈亦川王亚樵一行人的去向,陈亦川表示只知道他们逃往广西去了。

  但是戴笠兴师动众到香港,并没有空手而归,而是找到了王亚樵手下的得力干将余立奎,并将其引渡到南京接受审判。

  陈亦川于是假意惺惺的来到关押余立奎的地方,以同乡的名义劝说余立奎,只要他把王亚樵藏身的地点说出来就可以免于一死。

  但是阴损的陈亦川很快就发现了另一条缺口,在余立奎被捕后,他有一个小妾叫余婉君为营救余立奎而东奔西走,并常常去监狱探望余立奎。

  陈亦川于是派人跟踪余婉君,在得知其住处后,便指使一名特务住入隔壁装作邻居,乘机接近余婉君做她的工作。

  与此同时,陈亦川又派了另一名特务伪装成犯人关进监狱跟余立奎同一个监号,进入监号后,他就开始挑拨余立奎与王亚樵的关系,并且说道:“你被捕后,王亚樵已经跟余婉君有了勾搭,你这样为王亚樵拼命,有这种必要吗?”

  余立奎当即猜到敌人的用意,并想要从余婉君身上做文章,等到余婉君再到监狱去探望余立奎时,余立奎就不愿意再见她,见面之后,不但骂了她一顿,还踢了她一脚,想要她离开这里,以后不要再来了。

  余婉君哪里晓得军统特务的诡计,也没明白余立奎的用意,等到她回到住处的时候,陈亦川事先派去的特务就去做余婉君的工作,并表示他有门路,能救出余立奎。

  余婉君当时轻信了特务的话,几天后,陈亦川就来见余婉君,对她说:“想要救出余立奎,就拿王亚樵来换。”

  余婉君确实有王亚樵的联系方式,也知道王亚樵藏在梧州,于是就答应用王亚樵换余立奎。

  1936年10月的一天,余婉君突然来到梧州,找到王亚樵后说自己在香港生活困难,要求来梧州居住,王亚樵也知道余立奎被捕的事情,十分同情余婉君,并且表示他一旦有机会就会去营救余立奎。

  10月20日,余婉君跟王亚樵说想要商讨营救余立奎的事情,邀请他去旅馆详谈,王亚樵没有怀疑,于是跟着余婉君走到余婉君的住所。

  王亚樵刚一进门,早已埋伏好的特务立即向他撒了一把石灰,王亚樵才知道中计,但是他并没有束手就擒,在双眼被迷的情况下,仍然与特务搏斗,最终因寡不敌众,身中五枪,被刺三刀,当场身亡。

  余婉君见到王亚樵被杀,大吃一惊,当即抓住陈亦川,说他失信,特务们为逃跑,也将余婉君当场杀死。

  在暗杀王亚樵的过程中,陈亦川深知不能硬拼,只有利用王亚樵侠肝义胆、对下属照顾备至为突破口,才能找到王亚樵的弱点,不可谓不卑劣。

  王亚樵死后,关于王亚樵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评价,民国时期文人对他的评价大多是一个拥有绿林色彩的快意恩仇式的人物。

  简单将王亚樵归咎为黄金荣、杜月笙一类的绿林人物显然有失偏颇,还是后来说了句公道话: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谁给中国制造悲剧,他就给谁制造悲剧。这个人的事迹值得写进历史。

  其中“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评论最为精准,在反将、抗日、救国这样大是大非面前王亚樵坚持住了底线,只不过是在行动上有些过激,其暗杀手段也不算光彩。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中,曾一度将王亚樵定义为民族英雄,是为革命而牺牲的。则显得有点草率,缺乏严谨。

  虽然王亚樵不是人,甚至公然与蒋介石等反动派,但是至少可以说是抗日爱国人士,陈亦川杀害王亚樵必然要付出代价,再加上他在军统中做过的其他反革命事情,上海市公安局随即对其实施逮捕,并且去函件通知合肥市公安局并请转告郑抱线日,陈亦川被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死刑,当天下午,一支由一辆美式小吉普、三辆囚车和一辆载着十几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的军用卡车所组成的车队,来到上海郊外的一个名叫“杨家宅”的小村外,这是当时被上海市公安局定为“反革命”运动中枪决反革命分子的几处刑场中的一处。

  车队停下后,陈亦川从后面那辆囚车中被押了出来,当时他身穿藏青色卡其布中山装和黑色毛料裤子,双手反剪绑于背后,长长的头发迎风乱拂,惨白的脸上嵌着的一双大眼睛里闪着难以掩饰的慌乱神色。